全国械弹23重庆造

更新时间:2021-03-13 08:21 作者:九州体育

  ●抗战初期,中国军队的炮火,不及日军的1/10,这是日军能快速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

  ●1942年5月,日军攻占缅甸全境,国际对华军援的四条主要线路全部被切断。面对武器装备

  ●17家兵工厂、9万多兵工人经川江逆流而上来到重庆,接续着中国工业的命脉,也撑起了国家和民族救亡图存的工业脊梁

  至此,抗战爆发后,国际对华军援的四条主要线路(以香港为中心的走私通道;西北地区与苏联的连接线;越南海防与中国昆明的法属印支线;从缅甸仰光到昆明的滇缅线)全部被切断。

  “自此,中国抗战陷入了无可依靠的境地,只能力图自存自强。”重庆兵工史专家柴文官说。

  此后,虽然美国、中国、印度和缅甸共同开辟了驼峰航线,但由于喜马拉雅山脉阻碍,3年半时间里,美军牺牲飞行员1000多人、损失飞机600余架,且运量有限。

  在这样一场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血战中,面对武器装备精良的日军,中国该怎么办?

  “好在我们有‘重庆造’!”军事史专家李意志介绍,抗战时期,全国械弹2/3是重庆造。

  川军第43军26师老战士何聘儒回忆淞沪会战时说:“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,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。有少数步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,武器之劣,可以想见……”

  “中国军队的炮火,不及日军1/10!”李意志介绍,“七七事变”后,日军之所以能快速推进,除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外,“其火力凶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。”

  然而,在1941年底至1942年初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中,中国守军却用放置在岳麓山上的榴弹炮,给予日军毁灭性打击,共消灭日军5万余人。

  “这些榴弹炮,全都是重庆兵工厂生产的。”李意志介绍,当时重庆有17家兵工厂,生产的火炮主要有60、82、120毫米迫击炮和37战防炮、75步榴炮、100榴弹炮等,重点厂家包括兵工署第10工厂、第21工厂和第50兵工厂等。

  “我是1939年10月进50兵工厂的。”家住郭家沱望江村的何兴元,年逾九旬,仍清楚记得进厂的日子,“当初我正在城里干挑水工,听说郭家沱的兵工厂在招人,丢了扁担就往这边跑。”当时,第50兵工厂刚从广东迁来,不少机器设备正缺人搬运,“管事的一见我,就收下了,说,抬东西去!”从那时到上世纪80年代退休,何兴元和炮打了40年交道。

  何兴元还记得,当时第50兵工厂外地人特别多,大多是技师或技工,但不管来自哪里,大家都很团结,一心想着多造炮。

  “抗战前,我国多数兵工厂是一厂多能——既产炮,又产枪,所以量少质低。这种局面,在抗战时的重庆得到彻底改变。”柴文官称,如第21工厂,战前既产枪又产枪弹,还生产迫击炮和迫炮弹。抗战爆发后,该厂枪弹厂移交给了第20工厂,同时又接收了第1工厂的步枪厂和第20工厂的轻机关枪厂,从而成为主要生产各种枪和迫击炮弹的专业厂。

  经过工厂的接收、移交和整合,统一了制式,重庆兵工产品的质量、数量飞快提高。那时,重庆沿江一带,夜夜灯火通明,机械转动之声轰鸣于峡谷,甚为壮观。

  据统计显示,从1938年相继复工至1945年抗战胜利止,重庆兵工厂共生产各种枪弹8.54亿发,步枪29.34万支,轻机关枪1.17万挺,马克沁重机枪1.8万挺,各种火炮1.5万门,各种炮弹598万颗,甲雷43万个,手榴弹956万颗,各式掷弹筒6.79万具,掷榴弹15.4万颗,炸药包376万个,占了全国械弹2/3的份额。

  抗战时,重庆虽然已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经济中心,但经济发展水平却远远落后于沿海城市。1937年,上海民族资本经营的工业企业有1200多家,技术、设备都较先进,产量也较大;而重庆只有机器工厂六七十家,仅占全国工厂总数的1.7%,不仅规模小,而且生产手段落后。

  “1938年的宜昌大撤退,将大量工业企业内迁至重庆。在短时间内,重庆工业企业数猛增到300多家。”柴文官介绍,一时间,在重庆约3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,仅兵工厂就有17家,聚集了9万多兵工员工。

  机器的轰鸣声,接续着中国工业的命脉,也撑起了国家和民族救亡图存的工业脊梁。

  “内迁之初,进兵工厂相当于进今天的银行,福利待遇好得很。其他行业的很多技工,都跳槽到了兵工厂。”年近九旬的老兵工彭林生是第1工厂(现建设厂)员工,他回忆道,当时除了每月发放三斗二升大米外,一些战时紧俏日用品如油、盐、煤,均由厂方组织运进,凭票供应,还免收房租。当时兵工署认为工人赶造械弹,供应前方需要,任务与前线士兵同样重大,所以“予以缓役”。

  当局对兵工政策的全面倾斜,使各兵工厂在极短时间内恢复了元气。1940年,内迁重庆的兵工厂全部复工。

  抗战爆发后,上海遭到轰炸,张连科是当时的上海钢铁厂厂长,他挑起迁厂重任,先将上海钢铁厂迁到武汉和汉冶萍铁厂合并。几个月后,该厂不得不继续内迁,选址在重庆大渡口。

  1938年2月,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成立,当时的国民政府兵工署制造司司长杨继曾兼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,张连科成为4名委员之一。

  经水路从武汉到重庆,必过三峡。当时的三峡,航标系统尚不完备,钢铁厂职工一边躲避敌机的轰炸,一边帮忙拉纤,沿着长江逆流而上,向内地搬运各种大型设备。不少职工在拉纤途中倒下。

  今天,我们可以从重钢集团档案处查到当时运输设备的重量:由武汉、大冶等地运来的设备达1070吨,沿途被炸损失了149吨。

  经过几个月的长途搬运,各种巨型机器终于被拉到大渡口长江边的河滩上。没有机动车,也没有任何起重设备,赤手空拳的工人们,光着膀子,打着赤脚,操着不同的口音,齐声喊着统一高亢的劳动号子,一点一点地用滚木搬运庞然大物,是何等壮观的场景!

  一年多后,钢铁厂的迁建初步走上轨道,因陋就简地为抗日前线生产出五百磅型的炸弹。1940年,日本飞机对重庆疯狂地进行轰炸,正在建设中的钢铁厂也被侵略者视为“眼中钉”。当年10月14日前后,敌机连续好几天对大渡口钢铁基地进行轰炸,共投弹100枚,死伤职工百余人,毁住房百余间。

  按史料记载,除第40工厂(抗战后撤销)在綦江外,其余各厂均分布在两江河谷地带,便于各厂充分利用水运。从长江沿岸东起唐家沱西至铜罐驿,依次散布着兵工署第2工厂(抗战后撤销)、第50工厂(现望江厂)、第10工厂(现江陵厂)、第30工厂(抗战后撤销)、第21工厂(现长安厂)、第20工厂(现长江厂)、第1工厂(现建设厂)、钢铁厂迁建委员会(现重钢)、第11工厂(后迁台湾)。嘉陵江沿岸的兵工厂,主要集中在双碑,有第24工厂(现特殊钢厂),第25工厂(现嘉陵厂)等。

  大批兵工厂内迁,使一切工业建设必须围绕军事工业进行,国民经济逐步转入战时轨道。武器弹药生产需要钢铁,又促进了有色金属、机械、重化工、能源等工业部门同步发展。

  战前的1936年,四川全省产业工人仅18710人,而1942年仅重庆10个兵工厂职工就达41994人(不包括长寿、泸县、万县等厂),高居各行业产业工人人数之首。重庆成为以军火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城市。

  随着工业内迁,大批曾留学国外的著名兵工专家战时荟萃重庆。如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的第21厂厂长李承干,曾在法国高等兵工学校深造、解放前任沈阳兵工厂中将厂长的陈修和,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博士、第28厂厂长周志宏,留德火炮专家、第10厂厂长庄权等,以及弹道、精密、光学、应用化学、特种车辆等科研机构的兵工科技人员等等,都在战时兵工生产和研制中作出了自己的奉献,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解放后即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。

  此外,重庆兵工专科学校在抗战期间办了8期,许多毕业生逐渐成为兵工厂的技术骨干。各兵工厂大多设有技工学校,为中国培育了大批的兵工产业工人。

  抗日战争胜利后,各兵工厂重返战前原地,但8年的血与火,使不少员工与大后方结下了深厚的感情,舍不得离开。例如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复员时,全厂1000职工中回南昌者不到500人。

  如今,当年在防空洞、乱石滩上复建的内迁企业,依旧是支撑着重庆、乃至中国工业的脊梁。

  从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,到1938年宜昌大撤退,再到今天的新厂区,重钢走过了123年的风雨。如今,重钢集团在岗职工2.16万余人,资产总额达704亿元,是重庆市属最大国有工业企业,并以200.4万吨船用钢产销量、市场占有率达18.3%,跻身全国最大的船用钢精品生产基地。

  如今,由第21兵工厂脱胎而来的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,已是中国四大汽车集团之一,旗下拥有9大整车生产基地,30个整车(发动机)工厂和18家直属企业,整车及发动机年产能力278万辆(台)。目前,中国长安在全球30多个国家建立了营销机构,产品销往7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
  曾经的第20兵工厂,今天的长江电工集团,是国务院、批准重点保留军品生产能力的骨干企业之一,拥有资源总额18亿余元,员工人数3500余名,机器设备5000余台(套),年营业收入达16亿元以上。其生产的运动双环弹还登上了北京奥运会的舞台。目前,长江电工每年生产3000万发左右的运动弹,基本覆盖全国所有射击队。

  2012年,中央电视台《东方时空》报道1938年的宜昌大撤退时,曾评价道:“当年,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,很快在西南、西北建立了一系列工业区,尤其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、炼钢等行业的综合工业区,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,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,为前线的将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,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。”

  研究了一辈子宜昌大撤退的宜昌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朱复胜认为:“没有宜昌大撤退,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工业。时至今日,当时内迁的许多企业,依然是支撑中国工业经济的重要力量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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